2023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教育强国进行第五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指出，要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篇大文章，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使我国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

在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篇大文章的过程中，应该如何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什么样的教育对外开放才是符合现阶段国家发展需求的高水平对外开放？3月6日，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外国语大学校长董洪川，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薛二勇，做客中国教育报刊社“两会访谈录”，围绕如何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教育强国建设建言献策。

记者：如何理解教育对外开放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定位和重要作用？

薛二勇：教育强国的“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教育自身质量强，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二是教育的支撑作用强，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三是教育的社会认同强，不仅本国民众对教育满意度高，还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在教育强国建设的过程中，教育对外开放能吸收世界先进教育理念、教育资源等，提高中国教育质量；能借鉴学习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熟模式，强化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能通过中外合作办学等提供多样性的教育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需求；能通过“走出去”，推动中国教育走向世界，提高中国教育的国际认同。

董洪川：教育对外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路径。通过加强与国外全方位的教育交流合作，吸收世界先进办学理念、优秀教育资源，能够促进我们反观自身，加倍努力，为助推教育强国建设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记者：如何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薛二勇：教育对外开放在助力人才培养方面大有可为。一是通过中外合作办学，引进世界优质教育资源，提升高校国际化人才培养能力；二是推动出国留学，培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国际化人才；三是促进来华留学，吸引世界各地的学生来中国学习，助推高校国际化办学水平；四是推动国际交流合作，增强师生的国际理解能力，拓宽国际视野。

董洪川：结合四川外国语大学的实践经验，教育对外开放在人才培养的三个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是引进外籍教师等优质教育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二是开展中外合作办学，进一步推动中外教育互学互鉴；三是推动学生“走出去”，特别是对于非通用语种人才，帮助其深入体验他国文化，能够更好地促进语言学习。

记者：应该如何处理好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开放合作之间的关系？高校应如何通过培育优势学科、扩大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助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薛二勇：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开放合作相互协同，既不冲突，也不矛盾。在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过程中，一是要特别关注原始创新，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对科技创新产生牵引作用，带动整个社会的革新；二是紧跟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尽快把前沿的科学技术知识沉淀到教育体系中，并面向全社会做好科学普及，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和科技水平；三是保持开放学习的心态，通过国际交流促进知识更新，推动科技创新实现重大突破；四是突破国际科技壁垒，找准突破口，扩大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

对高校而言，首先，要促进高校教师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多措并举，为教师提供更多平台与机会。其次，要增强优势学科的辐射力、影响力，加强与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以及实验室的交流。同时，开展跨学科领域的协同创新与开放合作，抢占制高点。此外，还需关注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等青年科研人员的国际交流合作，为他们创造机会、搭建平台，更好地激发他们的创新创造潜能，汇聚科技创新合力。

记者：如何进一步加强“留学中国”品牌建设，推进来华留学提质增效？

董洪川：“留学中国”品牌建设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华留学提质增效，一是要提高入学门槛，进一步规范对外招生的条件和程序；二是要更好地结合各高校学科专业布局，支持不同高校依托一流学科和一流专业开设优质特色的来华留学课程，避免低水平、同质化；三是要不断提升中国国情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着力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朋友圈；四是要切实做好来华留学生校友工作，利用校友资源，让“留学中国”品牌口口相传。

薛二勇：加强“留学中国”品牌建设，一是要推进高校结合自身优势特色开展来华留学招生工作，同时进一步研究优化国际课程的学科结构、专业结构、教学模式等，使来华留学生学有所获，同时增强对中国教育的认可；二是要系统梳理来华留学生入学标准、入学过程管理、结果评判标准等相关政策，结合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要求，对其进行优化、明确；三是要在生活出行、教育交流等方面对接国际标准，为来华留学生创造便利条件。

记者：如何找准切口，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进一步提升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董洪川：参与全球治理体现着我国的责任意识和大国担当，全球教育治理涉及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效果等三方面内容，首先，要有意识地培育具有国际胜任力的专家及学子，并积极举荐他们到相关国际组织、机构任职。其次，要善于联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推动国际教育体系朝着更加公平普惠的方向发展演进。再次，要积极推出具有中国特色、面向世界的教育评价体系，为完善全球教育治理作出中国的独特贡献。

薛二勇：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以下几点需要关注：第一，要有意识、有组织地培育国际组织人才，并将其充实到国际组织机构中，鼓励他们在国际重要场合发声，提升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第二，要在国际重大会议或重大报告中主动设置教育议程，传播中国教育经验，讲好中国教育故事。第三，要在进一步加强科技交流的同时，注重加强人文交流，培养塑造一批善于国际传播的优秀人才，把中国好的教育理念、教育模式传播出去。第四，要进一步加强人文社科领域特别是教育领域的国际表达，通过学术研究、国际出版等方式讲好中国教育故事。

记者：推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既要求我们以开放的胸怀借鉴和吸收，更要求我们有所坚守，持续创新。如何才能做到“兼收并蓄，以我为主”？

董洪川：一方面，要坚定“四个自信”，充分认识对外开放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和价值，要以对党和人民、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态度推进对外开放。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当今世界各国教育理念和体制的多元，保持学习和吸纳的心态，做到以我为主的同时博采众长、为我所用。

薛二勇：首先，要对中国传统的教育理论方法进行深度挖掘、验证，并推动其不断深入发展。其次，要善于开展比较教育研究，结合中国国情，吸收他国行之有效的经验模式。不同区域、不同院校应结合自身特点和需求，吸纳国际先进经验、理念、方法、知识和技术，推动自身发展，进而推动我国教育质量整体迈上新台阶，真正走出一条既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又“兼收并蓄，以我为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建设之路。

记者：当前在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篇大文章上还面临哪些困难？应该如何破解？如何进一步优化教育对外开放格局，更好地服务教育强国建设？

董洪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教育对外开放领域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多成绩。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在“引进来”和“走出去”中还有不少优化空间，例如可以进一步探索平衡“引进来”“走出去”的经费投入问题，对纯学术性交流的支持步子不妨迈得再大一些，加强对不同地区教育交流合作的规划等。在进一步优化教育对外开放格局的问题上，要赋予有条件的高校更多教育对外交流自主权，便于高校更好地结合自身特色，满足自身发展需求。

薛二勇：近年来，我国在教育对外开放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在“走出去”和“引进来”中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要破解这些问题，一是要加强对教育与政治、经济、社会、文明、生态等方面关联性的研究。二是要加强对师生的国际理解和认知教育，帮助他们在“走出去”时能更快融入，同时也能为来中国学习工作的师生创造良好的环境。三是在深入推进教育对外开放的过程中，结合实际调整优化相关政策，为教育交流互鉴创造便利条件。四是在国家对外开放大局中谋划教育对外开放，主动布局、应对变局、开拓新局，持续提升教育国际交流合作水平。